拯救“堵城”

停滞的车流正刺痛中国城市的神经，也正在引起中国决策层的高度关注。15年前，围绕是否发展私人轿车，中国上下曾有一场涉及广泛的争论。尽管对立双方各持己见，但共识在于：不能剥夺人们购车的权利；同时，某一时期，在某一地区，汽车化的程度不能超越那个时期在那一特定地区所能提供的容纳能力。

中国人追赶汽车梦的速度超出了最大胆的想象。按照当年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的轿车产量为350万辆，保有量为2200万辆。而今天，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700万辆和9000万辆，且仍在高速增长。汽车化海啸夹裹着城市化浪潮扑面而来，把任何试图提供缓冲的方案都拖入死局：

如果不出意外，北京的治堵实验，将引发全国范围的城市治堵思考和仿效。这样能否解决拥堵问题，现在还难下结论。

当一个城市拥有了数百万辆汽车后，堵车已并非单纯的交通或者城市规划问题，得失必须从这个巨大的系统中进行考虑。它涉及到我们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城市化路径，以及一种怎样的汽车文明。毕竟，一个构建在超越资源禀赋上的超级城市，和一个单纯追求速度与排量、对步行者缺乏尊敬的汽车文明，都是难以长久维系的。

或者，如15年前那场大辩论中支持汽车社会的学者樊纲所言，“你不能制止人们追求一种文明……而是进行改革与创新，建立起一种使不同的人都能自由去选择交通工具，并使各种交通工具在交通这一目标上，达到效果相互平衡的社会机制”。

北京酝酿治堵新政

新方案的出台，能否让北京跳出多年来“一边治理一边更拥堵”的怪圈？北京的治堵实验会不会为进入汽车社会的中国提供最好的镜鉴？

2010年9月17日，小雨。当晚，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电子拥堵路段图几乎全线“飘红”，143条道路拥堵，9个小时的大堵车，让北京市城区的交通几近瘫痪。国家物资储备局一位官员，下班后从位于月坛北街的办公地点驾车外出，原本仅需10多分钟的路程，却走了一个半小时。

“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仅用了约两年半时间。这次大堵车无疑是北京市新一轮购车狂潮后，释放出的一个信号：北京市的交通运行又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一位交通领域的专家告诉记者。9月17日晚的大堵车，也让已酝酿多时的新一轮北京治堵方案陡然提速。

可能更强硬的方案

接近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业内人士证实，市交通委在前一阶段多次组织业内专家，对北京市下一步的治堵方案进行集中研讨，该方案于10月份撰写完毕。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这份最新的治堵方案，在政策建议部分重点突出了实行交通需求管理等内容；在治理交通拥堵的实施细则方面，则强调要加强公共交通建设及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对机动车的管理，并引导驾车者合理使用机动车。

在这份新的治堵新政中，除了加强轨道交通、公交优先外，社会热议的单双号限行、收取城市拥堵费、限制外地户籍人口购车等措施，也浮出水面。《财经国家周刊》独家获取的信息包括：

—加快编制北京市中心城区轨道交通路网加密规划。

—改善既有轨道交通线路安全及运营能力。

—新增公交车专用车道150公里，建设5万辆规模的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允许校车、班车等大型公共汽车使用，加快推进中小学校校车服务等措施。

—单双号限制。在二环、三环、长安街等重点路段高峰期，实行单双号限行，外地进京车辆在五环之内实行单双号限行。

—三环以内等重点区域提升停车收费标准。

—实现市区属机关事业单位公务用车零增长。

—收取相当于每升汽柴油2元的机动车污染治理费及拥堵费。

—改革占道停车经营模式，加大占道停车处罚力度。

—北京本市户籍购车者，除了提供原有的驾照、身份证明等之外，还需要提供停车泊位证。每个户籍人口在提供了驾驶证明后，只能购买一辆小轿车。

—非北京市户籍购车者，除了要提供原有的暂住证、房产证、身份证明等之外，还需要提供停车泊位证、在北京连续5年以上劳动用工合同、社会保险缴纳凭证和纳税证明。

“如此多的治堵措施被写入同一方案，凸显出主管部门对北京市交通现状的焦虑和期待。”上述专家分析。

他进一步指出，综观国内城市，不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郑州、西安、长沙等二、三线城市也都出现了“堵局”，“北京的现在，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城市的未来，北京市的方案一旦获批，无疑将对这些城市产生示范效应，为这些城市出台治堵措施，提供政策借鉴和参考。”

这一治堵方案如果最终得到批准，将标志着单双号限行、凭停车泊位上牌、收取拥堵费等一系列行政措施，将成为城市管理者的常规疏堵手段。

与此同时，《财经国家周刊》从更高层面的管理部门了解到，将大型运输车辆分流在北京之外的规划正在酝酿中，现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承担着外地大型运输车辆的通行压力，但是如果从北京、山西等地，就将这些车辆分流，而不进入北京区域，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轻北京的城市交通压力。

叠加的堵因

强硬的治堵方案背后，是北京难以再续的交通状况。

北京市社科院管理研究所所长张耘形容自己每次驾车出行，心里都会有些“发毛”，“出行前必做的准备工作包括问清楚目的地的停车情况，及尽量寻找不堵车的道路行驶，但仍然有被堵在路上1个多小时的惨痛经历。”

由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编写的《2010年北京市交通运行报告》披露，2008年12月，北京市早晚高峰常发拥堵路段分别为300条和558条，到2009年12月则分别上升到576条和1081条，拥堵里程也大幅度上升。2009年12月早晚高峰时段，小轿车的平均时速仅为17.8和18.1公里。

进入2010年后，北京市的拥堵状况仍在持续恶化。

张耘分析，多年来北京市“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格局并未真正改变，老城旧格局与快速机动化的矛盾日渐突出。而且北京市主要的行政办公、商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都集中在城市中心区，距离回龙观、望京、通州等生活区较远，导致大量的车流和人流，在主城区与生活区之间奔波、穿梭。

同时，北京市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更关注机动车的发展，对大多数人的出行方式关注不够，供机动车行驶的主干道修得很好，而很多自行车道却成了危险路、断头路。此外，由于停车位不足，机动车大量占用非机动车道，将行人“逼到”危险的机动车道上。很多原本并未计划购车的居民，被迫选择买车出行。

而北京的公共交通也相对滞后。以轨道交通为例，北京是中国最早拥有地下轨道交通的城市，但之后经历了数十年停滞，一直到承办奥运会后才又开始建设，直到现在还未形成完善的路网。

另一方面，北京市急速增长的人口也是导致堵车的重要因素。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截止2009年底，北京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为1755万人，而且还在以每年近60万人的速度增加。根据经验统计，每增加1个人，就会给城市交通系统每天带来约2.6次出行。

“这些原因相互叠加、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目前北京市空前的交通拥堵。”张耘说。

治堵怪圈

北京市决策层的治堵决心很大，力度也不可谓不有力，但是面对快速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过去的措施很快就显得滞后。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局管理原副局长、总工程师段里仁回忆，北京市最早的交通拥堵发生在1984年，拥堵主要发生在老城区的十几个交叉路口。1996年，北京市再次发生交通拥堵，这次拥堵，发展到了20多个交叉路口和包括二环在内的7至8条道路，交通拥堵由“点”发展到“线”。

这一时期，北京市应对交通拥堵的主要方法是修路。例如，北京市二环路、三环路都在这期间实现了全线建成通车。

2001年12月7日的大堵车，是北京市民第一次直接感受到堵车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冲击。当天一场雪后的路面结冰，让全市车辆寸步难行，下班时间很多人被堵在了路上，只能步行回家。至此，北京进入拥堵的时代，不但上下班高峰时段堵，其他时间也出现了堵车现象。

那场“世纪大堵车”，让北京的交通管理部门认识到，必须建立综合的交通运输体系，并对拥堵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2003年，北京市交通局升格为交通委员会，由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担任委员会的副主任，至此才将北京市的道路规划、建设、公交运营及路面管理等纳入统一的机构管理。

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获国务院批准，规划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规划总体战略。北京市交通委也将这一规划视为改善中心城区交通拥堵的治本之策。

然而，由于北京市“单中心”建设的强大惯性，及轨道交通建设不到位等原因，北京市整体的建设格局并未取得实质性变化，城市“堵局”依旧。

与此同时，北京市确立了公共交通优先的发展战略，以此来应对堵车。北京市当时提出的是，发展公共交通系统“两定四优先”。首次明确公共交通的社会公益性定位。同时决定采取“公共交通设施用地优先、路权分配优先”等政策措施。

段里仁介绍，在这之前，北京市的公共交通曾长期处于投资不足的状态。例如，北京市曾经有大量公交车长期没有停车场，夜间必须停放在马路上。原因是建停车场需要征地，而交通部门缺乏资金，直到“两定四优先”政策出台，这一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

至于地铁，“投资1公里地铁需要投资近7亿元，而发展路面交通，则要远远低于这一投入。缺乏资金投入，是北京市的轨道交通建设曾长期停滞的主因。”段里仁说。

住建部城市交通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马林介绍，近10年来，中国城市公共交通投资占交通基础设施总投入的比例仅为15%。而这一投资比例只有长期维持在50%以上，才能够确保城市公交系统的顺畅运转。

“十一五”期间，北市市公共交通投资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比例为45%，仍然未能达到上述目标。直到“十一五”末期，北京市才实现了公交投资的真正跨越。

2009年，北京交通基础设施总投资741亿元，其中公共交通投资427.4亿元，占总投资的比例达70%。2010年北京交通基础设施总投资预计将达到800亿元，公共交通投资仍将维持在较高比例。

随着公共交通投资的增加，近年来先后有5、4、10号线等多条轨道交通线路建成运营，公交线路及里程也在同步增加，北京居民公交出行的比例也由2003年的28.6%，上升到了38.9%。

然而，北京市的交通管理者却发现，北京市的交通拥堵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观，反而变得更加严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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