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理论争论,围绕的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理论言述。争论指向的是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中国,应当如何为改革的社会--历史目标定位这个大问题。因此,这些言述的展开,其实总沿循着两条线索:学理的自恰与实践的对策。这是意识形态之争的必然状态。比较而言,实践状况是学理分析得以展开的前提。但学理问题仍然具有自身的理论逻辑。故而,假如我们试图对这场争论有一个合理的评述,就必须在双线上同时进行。

相倚的短视

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争论,必然存在与这一争论相伴随的社会背景。因此,当我们试图考察九十年代的社会问题的理论纷争时,也就促使我们首先去缕析九十年代理论争论据以发生的、社会问题的大致源流。

九十年代社会问题的理论争论,并不是这个年代时限内的产物。要理解九十年代的思想问题,还得首先放眼观察与此密切关联的八十年代思想与社会时局。

八十年代不单是九十年代的时间先导,也是九十年代的社会变迁与思想走向的先导。众所周知,八十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之中,可以说有两种具体变化,构成我们观察八十年代社会--理论问题的核心。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期于自我完善的改革出发,中经复杂的选择过程,结果产生的两种走向,对于世界格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二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与理论家在上述变局发生之后的反应。前者表现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策调整。后者反映为思想家的历史哲学总结。

从前者来看,两种走向显示出两种状态。一种走向,是由政治改革着手进行改革运动的原苏联的改革,到最后导致的自我崩溃。苏联改革的起因和动力,一方面,是由于勃涅日涅夫为稳定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导致的长期的社会停滞,已经到了非改观不可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长期以思想和政治的双重压制为基本统治方式,而导致的社会严重压抑,已经到了不能不释放其内在能量的时刻。故而可以说,苏联的改革是因为原社会运作形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做出的被迫举动。因此,这种改革注定是对斯大林式的或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战略性改革。因此,其改革不能不从政治性问题下手。公开性,成为苏联改革的旗帜与象征。然而,这种先从政治问题入手,并期望一举解决积聚太久的社会问题的改革思路,虽然说是极其具有战略眼光的。但是,最后却避免不了失败。原因是明白的:当一个社会长期处于高度压抑状态,一旦具有松弛的空间,它对压抑的反弹,常常会大于压抑力量。而且,一个社会以政治的强控与经济的停滞来维持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威,事实上这个社会的倾覆,已经在其确立这种政策导向的那一刻起,预示了它在未来的倾覆命运。从这种意义上讲,苏联改革的最后失败,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比如说是因为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掌握了执政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或者说是因为那些为维持社会主义不被颠覆的权力集团缺乏政治计谋等等。苏联从政治改革入手的改革运动的失败,应当说是由传统社会主义政治运作的难以克服的内在障碍注定的。

另一种走向,是由经济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开放运动,在进行中显示的创新短缺和制度匮乏,所导致的普遍社会不公与严重的腐败现象。中国的改革,不同于苏联的改革。假如说苏联的改革是一种战略性的改革的话,中国的改革则只能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策略性改革。从改革指导思想角度看,这既可以猫论与摸论上得到证明,也可以从改革已经进行到纵深阶段,仍然以不争论为改革开路上得到印证。而从改革进路看,改革开放始终围绕经济问题,而回避社会--政治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问题,也向我们显示了这种改革的布局与意图。因此,从后果上说,这一方面,确实为改革赢得了较少反弹的空间,从而为改革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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