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两张地球的老照片，曾经深深刺痛中国人的心。

一张是夜景。从北美大陆到东亚西欧，万家灯火，流光溢彩。相形之下，中国大陆的灯光寥若晨星，一派农耕社会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清冷。

一张是白天。中国像一只羽毛稀少的雄鸡，伫立在植被茂密的西伯利亚和东南亚之间，吟唱着黄土地渴望绿色的古老歌谣。

30年过去，快速生长的城市灯火，照亮了神州大地。森林覆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13%，增长到如今的20%多。发展起来的中国，一天比一天亮起来、靓起来。

然而一片浓云，很快遮蔽了这愉悦的场景。从太空俯瞰地球，中国的身姿变得影影绰绰。著名的雾霾一月里，北京上空有25天被灰霾笼罩，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如雾里看花若隐若现，6亿人在严重污染的空气中呼吸和生活。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飞速发展，增速始终接近或超过两位数。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就像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崛起的速度和规模在历史上无与伦比一样，中国污染问题也突破了既有的先例整个世界心情复杂地关注着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

经济学上有一条著名的曲线，叫做库兹涅茨曲线。这条倒U形曲线讲述的，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无一例外遭遇过的一段困境：经济越发展，环境污染越严重。今天的中国，正攀爬在这条曲线陡峭的上升区间。

挑战是全方位的。《鄱阳无渔》《濒死洞庭》《民勤生与死》《艰难的蒙煤外运》《咸潮考验珠三角》《太湖蓝藻再暴发》《锡林郭勒牧区寻路》《大兴安岭的艰难时光》《春天等来的难道只是沙尘暴》媒体的一个个大字标题，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经受的考验，刻画得淋漓尽致。

难道经济增长，注定要以牺牲几代人的生活质量作为代价？莫非13亿中国人，注定无法穿越眼前这厚厚的生态墙？

（二）形势的确不容乐观。

这是我们的环境压力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37%、沙化土地占18%，90%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受污染的耕地高达上千万公顷，1.9亿人的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这是我们的资源瓶颈石油对外依存度升至57%，2/3的城市缺水，年均缺水量多达536亿吨，耕地逼近18亿亩红线。

这是我们的消耗排放到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国，机动车保有量超过两亿辆，比1980年增加30倍，尾气排放总量增加14倍。煤炭消费34.25亿吨，占能源消费总量近七成，而且仍在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

中国的环境压力比任何国家都大，环境资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困难。这样的结论，不是来自某个危言耸听的环保组织，而是来自国务院授权开展的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的环境质量仍只是局部有所好转，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仍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不断加剧的污染，正成为河山不能承受之重。

上世纪的后40年里，日本对外转移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美国转移出去的高污染产业占40%左右。发达国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向世界转嫁危机，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有类似的可能。

本世纪最初10年是160年来最热的10年，全球温室气体含量今年5月达到数百万年来的最高点。尽管人均能耗远高于我们的欧美国家没有资格对我们说三道四，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跃居世界首位的中国，内心深处的环境压力始终挥之不去。发展的权利不容剥夺，但发展的目的，不是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烫。

美丽中国的呼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天比一天高涨起来。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刚刚闭幕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掷地有声的坚定话语，传递了中华民族向污染宣战的坚强决心。

（三）在互联网上搜索美丽中国一词，有两个结果非常醒目。一个引向纪录片《美丽中国》，它刻画了承载几千年中华文明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一个引向党的十八大报告，它展现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

生态文明源于对发展的反思，也是对发展的提升、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正是从文明进步的新高度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我们党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布局。十八大报告中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目标，以鲜明的形象、丰富的内涵，诉说着13亿中国人的向往，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铿锵有力的宣示，表达了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鲜明态度。

不采取有力措施，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发展难以持续，民族复兴失去根基，美丽中国更无从谈起。

今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快形成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制的新机制，画出了能源消费总量不超过40亿吨标准煤的红线；

2月，环保部宣布将在重点控制区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力争7 年内实现PM2.5排放总量显著下降；

3月，全国人大会议公布的预算案中，中国环境保护预算比去年增加18.8%。这一增幅大大超过了财政支出的整体增幅；

在江苏，省环保厅首次启动约谈机制，就太湖流域水质约谈苏南四地政府相关负责人，如半年内未完成整改，将直接由省纪委和省监察厅处理地方政府责任人；在湖北武汉，湖泊保护今年全面实现包产到户，166个湖泊都有了一官一民两位湖长，一旦湖泊出现问题，立即追责；在广西河池，龙江河镉污染事件中，3名官员因环境监管失职罪被判刑，10名企业责任人因污染环境犯罪被刑处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其最终目标是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它意味着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重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使我们的资源环境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

环境的警钟日日惊心，生态的保护时不我待。

（四）然而，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道路，远非想象的那样平坦。

很多人艳羡加州的阳光、塞舌尔的海滩、芬兰的原始森林，其实在我们身边营造同样的美景，也不算太难：

实践证明，关掉燃煤电厂，停掉石化工厂，汽车限号运行，工地停止施工，不要半年时间，城市就会天变蓝，风变清，环境变好。

再到中东部的一些农村地区去看一看，随着大量劳动力进城打工，环境休养生息，植被迅速恢复，野猪、野狼上演王者归来，一派山清水秀的田园气象。

问题是，如果由此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单双号限行、缺电少气、就业变难、经济下滑，我们是否能够忍受，又能忍受多久？

下面这两幅场景，或许可以给出问题的答案：

怒江沿岸，大峡谷间，环保主义者大声疾呼，反对水电梯级开发对生态造成的巨大损害。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当地大多数居民竟然都愚昧地赞成兴修大坝。

在一个经济落后的海岛，参观者体验过热带雨林的原始风情之后，拍着当地干部的肩膀说：这样的美景，一定不要搞旅游开发，要好好保护啊！干部一脸苦笑地反问：如果我们都爬到树上去扮猴子，你们是不是觉得更爽？

靠回到从前来解决今天出现的问题，并非正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国际上就有这样的观点，在所有的环境污染问题中，没有比贫穷污染更为严重的。这一观点划清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类不同的环境问题。

无论是非洲人口激增带来的生态灾难，还是中国农村曾经绵延千年的毁林开荒，其危害都不亚于工业污染。就中国而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直到现在还有1.28亿贫困人口，让他们脱贫致富，必须靠发展；就人类整体而言，发展，也只有发展，才是走出生态困境的治本之策。

然而硬币总有它的两面。

必须承认，在发展问题上，我们的干部有使不完的劲头，我们的行政有相当高的效率，但在环保实施力度和资源使用效率上，我们的表现就要远逊一筹了。

据国际能源署统计，中国单位GDP能耗尽管近年来所有下降，但仍为日本的7倍左右，相当于世界均值的两倍。我国GDP占全球的10.48%，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在一些地方，为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绿卡、挂牌、进厂审签、预约执法等土政策风行，环保执法部门对企业的正常监督执法受到阻挠。近年来曝出的血铅超标、违法排污等事件，很多就是企业扛着挂牌保护金字招牌种下的恶果。

不充分的发展与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就这样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时存在。这是中国的困境，也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共有的尴尬。

就像每个月挣100块钱的人如果要靠10块一斤的有机大米养活，其结果必然是饥饿，环保成本的高昂，催生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与矛盾，也成为许多地区在生态环境方面寅吃卯粮甚至饮鸩止渴的现实背景。

精心调适发展与环保的关系，尽最大可能维持两者间精细的平衡，不仅是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这是对人类智慧和伦理的双重挑战。这样的挑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都不会消失。随着经济版图变迁和社会转型，在局部地方甚至还可能进一步激化。

（五）今天的中国，就处在生态环境矛盾的激化期。

就在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环保意识觉醒的时代。

从1997年开始，环境污染纠纷直线上升，每年递增25%，到2002年已超过50万起，环境维权成为社会热点。2005年以来，从圆明园防渗膜工程、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到厦门、大连、宁波、成都、昆明PX等重化工项目，再到最近的广东江门核燃料风波，环境公共利益冲突日趋尖锐，对抗方式也更加激进。

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保意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领导干部落后的发展理念。

事实上，从4000年前的夏朝，到3000年前的周朝、2000年前的秦朝，官府都有春天不准伐木、夏天禁止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的禁令。在粮食危机随时可能引爆的古代，对王朝稳定的最大威胁是饥荒，官员的主要职责，是守住底线。到了当代，这样的观念被GDP至上的政绩指挥棒所取代。这种理念延续了超英赶美的传统，又有着近几十年发展主义思想作依托，一时之间很难扭转。

在很长时间里，地方干部竞争的政治锦标赛模式，其中心内容是经济锦标赛，经济业绩成为考核任用干部最简便易行的标尺。迅速改变一地之面貌、实现民生之发展，变成地方干部最主要的追求。只争朝夕的现代化，让很多人有一种停不下来的冲动。与此同时，受制于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局限，环境问题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这样的背景之下，环保部门的尴尬也就在所难免了。

法律授予环保部门的是检查权、罚款权和建议权。但是在基层，这些职能有时会被各类土政策阻挡，有时会被地方保护主义的长官意志扼杀。权力一旦可以绕过法律，决策也就可以抛开程序。很多大型项目上马时，不透明的环境评价过程，不充分的公共决策参与，其实质往往是为了让项目顺利过关。可一旦遭遇公众的抵制，这些工程无论环境影响如何，通常都会迅速下马，形成一闹就停的示范效应，让一些并不理性的邻避运动得到不应有的鼓励，也让一些本属必要的项目中途夭折。

权与法的冲突，理性与欲望的龃龉，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较量，剪不断，理还乱，成为环境改善的羁绊。对此，环境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环境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博弈，实质上是局部与全局的博弈、政绩与民生的博弈、大资本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

（六）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国家成为工业大国而不曾遗留环境破坏问题、付出艰难治理的代价。

泰晤士河曾经看不到一条鱼，甚至跌落河中的人也被要求常规防疫接种，英国政府经过20多年的艰苦整治，才将它变成洁净的城市水道；日本治理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历时近30年方见成效。美国洛杉矶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受光化学烟雾困扰，治理60多年，到20世纪初才基本打赢这场蓝天保卫战。即便如此，洛杉矶地区的臭氧水平依然常年超标，大约有100万成年人和30万儿童患哮喘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6亿美元。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之路，多则二三百年，少则100多年，其环境问题是分阶段出现的。我国的工业化，真正上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快速发展阶段则是近30多年，环境问题呈现压缩型、复合型特点。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新旧问题叠加，污染机理更加复杂。加之观念、政策、制度、管理、技术的滞后，解决起来自然更加困难重重。

一方面，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现状，就像一个人长期透支身体，积劳成疾，多病缠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环境治理、生态恢复有其客观规律，只能遵循，无法超越，解决起来得有耐心；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不能因为发达国家通常在人均GDP1万美元时才出现环境拐点，而我们现在才6100美元，就坐等发展阶段的升级。以韩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人均5000美元时环境就开始好转了。它们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

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像发达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解决环境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统筹协调、标本兼治，探索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发展新路，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

转型，首先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继续提升第三产业比重，推动技术创新、降低节能环保技术成本，逐渐淘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产能，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转型，关键是优化法治环境。赋予环保部门有力的强制执行权，克服环境法律法规偏软、可操作性不强、处罚力度不够的弊端；加强执法监督，健全内部监督制约、完善层级监督、落实社会监督，坚决杜绝行政权力对环境执法的干扰，构筑生态文明的法治基础。

转型，重点是协调利益关系。观念问题的实质是利益问题。就像考核标准不变、领导干部的行为方式就难以改变一样，如果缺少外来约束，企业难免将环保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而公众也可能只想着呼吸新鲜空气却不愿意付出代价。实现利益结构的调整，破解人人都说环保重要、可一旦触及自身利益就不干了的吉登斯悖论，必须依靠不断的制度变革和机制创新。

转型，核心在唤起全社会参与。归根结底，环境问题是由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共同导致的社会问题。几十年来，环保靠政府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对于克服环保领域的市场失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单纯的行政措施，不仅边际效益递减，而且容易产生权力寻租的弊端。只有政府、企业、个人、社会一起发力，综合施治，美丽中国才可能由愿景化为现实。

（七）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实现经济繁荣、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和谐，是美丽中国的基本内涵。

英国卫报记者华衷讲过一个故事：小时候大人告诉他，如果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地球将偏离轨道，人类会因此毁灭。忧心忡忡的他从此每晚睡前都要祈祷：不要让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后来他来到中国，发现十几亿中国人真的跳起来了他们以只争朝夕的焦灼，奋起直追人类现代化的潮流。

华衷的担忧，也是中国人自己的担忧：如果人们的价值取向不能从物质的富足功利向社会的健康文明转化，如果生产方式不能从资源掠夺型向保育再生型转轨，如果消费行为不能从高能耗、高消费向低能耗、适度消费转变，美丽中国终将是纸上谈兵。

事实上，转型已在更自觉地加速推进。

本届政府成立短短4个月间，就有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围绕大气治理和节能环保产业展开。让城乡居民喝上更干净的水、呼吸更清洁的空气、吃上更安全的食品、享受更良好的环境，很多省市区确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路线图、时间表，不少地区提出了生态强省、生态立市的战略目标。以往的GDP竞赛，正在逐步转向公共服务竞赛、改善民生竞赛、节能减排竞赛、社会管理竞赛。

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第一位的追求。从刚刚公布的今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看，新增就业持续增加，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加快，能源消耗强度下降增幅加大，经济转型的攻坚战初见成效。

中央气象台历史上第一次专门针对雾霾发出预警；人民日报等媒体以报道与公益广告提升全社会环保理念；实行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车用油品新标准，逐步将燃煤电厂撤出城市中心地带，试行以天然气和新能源取代汽油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燃料；众多企业、民间组织积极参与的中国低碳联盟一个月前正式宣布成立；从9月起环保部门将主动公布重点监控企业的排放数据等信息；电价改革、资源税改革以及征收碳税等政策列入议事日程。

在日常生活层面，限塑令颁布4年多来，全国每年减少塑料购物袋240亿个，相当于节约石油480万吨，约占大庆油田年产量的1/8；近3年时间里，5.2亿只节能灯、5000多万台节能空调、460多万辆节能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

不必讳言，今天的中国，我们还未能完全摆脱很多发达国家经历过的先污染后治理老路。但转型已经开启，发展不容回头。同呼吸，共奋斗，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是13亿中国人的共同追求。美丽中国，正孕育在每个人的努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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