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吴益超

下面这段对话，是底记者对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的一段访谈笔录。结合在国内外不同科研环境下作研究的经历，王贻芳对现今中国的基础研究、科学精神及项目管理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中国科学报》：5月，您曾在我们报纸头版发表过一篇论述中国基础研究、科研规划的文章。如今快两年过去了，情况是否有所改变？

王贻芳：当时我也是有感而发，社会上对我们的科研有很多批评，但是光批评能解决问题吗？说别人有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对相关部门或是科研人员不公平，所以我希望通过文章让大家以更公平的态度，来看看问题到底在哪里。

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文章效果并不明显，现状也没有什么改变。相关部门也还是没有集中精力来讨论解决这些事情，我多少还是有点失望。

我听到很多人说，这个事情应该讨论，但似乎都是虚的，最终来认真讨论这件事的人还是很少。如果有人愿意讨论，哪怕把90%的意见去掉，按照剩下10%的意见做，我觉得都是有效果的。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后来很少有科学家讨论？

王贻芳：我觉得任何人都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在这件事上科学家更应该负责任。

但科学家这个群体，看问题的方式和所受的训练、接受的信息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可能有一点特殊。而且人和人的性格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自己没想好就不说，这都可以理解。但对于我，没想好不会说，我想好了就一定会说。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说出来的未必就是对的、公平的。偏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当你公开发表了意见，批评的声音就会接踵而至。这或许正说明你需要更多的思考。

《中国科学报》：科研管理存在问题的根源在哪？

王贻芳：说到根本，就是科研管理始终是政府主导、官员分配，相关部门没有把这件事交给科学家，信不过科学家。

当然，科学家也不见得能够管好，我们中间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让科学家分配科研资金，他哪知道分配给谁啊？今天有这个“学霸”，明天又有那个造假的。

所以管理部门就觉得，既然会有问题，那就政府来管。但实际上这还是没能解决问题，本末倒置。政府需要做的应该是规范科学家的行为，国外不也是让科学家自己管理科研吗？

《中国科学报》：这些建议您同一些官员提过吗？

王贻芳：我和他们也沟通过，虽然有批评，但他们觉得我的文章写得挺好。应该说，立场公正、理性、不带偏激的言论是不会得罪人的。

我相信，理性的批评别人会接受的。虽然我们的科研环境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就我所接触的绝大多数人是希望把工作做好的，他们需要合理的批评。

《中国科学报》：您在国外做了十几年科研，是否感觉到国内外科研体系有所不同？

王贻芳：总体来说，国外的科研环境和体系要比中国成熟得多。要知道，中国的体系不是自己长出来的，是学来的，硬生生地嫁接到中国的人文社会环境中，自然就会变异，发生一些显然有违科学本意的事。

这一点，我们只能通过长期的努力去改变，使得我们的科研体系和科学思想更深入人心。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就是因为西方科学思想在中国只是泛泛而谈的东西，还没有真正地生根。

《中国科学报》：崇尚科学精神的研究应该是怎样的？

王贻芳：对科学思想有追求、对科学道德有遵守、把科研当做事业来做。

我们所招过不少博士生，我就发现很多人学了这么些年，就没学到科学的精神。让他做文章就做文章，让他做实验就做实验，做什么都是依葫芦画瓢。在这种没有追求的情况下，就缺乏创新。然后上面提出一些要求或指标，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就出来了。

两个直径5米、高5米、重110吨的中微子探测器安装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站巨型水池中，水池灌满超纯水。

《中国科学报》 (-02-08 第5版 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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