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社会记忆的理论方法解释历史

人的大脑是一个记忆的宝库，我们经历过的事物、思考过的问题、体验过的情感和情绪、练习过的动作等，都可以成为记忆的内容保存下来。而对于社会而言，记忆的内容、方式等，则映现了社会的内在机能。那么，什么是社会记忆？学界对此项研究开展了哪些工作？日前，记者围绕相关问题采访了专家学者。

记忆是历史的内在化过程
数个体从不同方面、角度、层次所进行的有关社会的记忆，通过相互影响、渗透和融合，以及一定的中介或转换机制，最终转化为带有整体性的社会记忆。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孙德忠告诉记者，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存在和样式，都或隐或显地记载着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积累并沉淀下来的知识、经验、能力，甚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

记忆的一个最基本功能就是进行区分和认同。人类学视野中的记忆分为个人记忆和社会或集体记忆。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表示，个体记忆要上升为集体记忆或公共记忆都要通过记忆媒介的传播与参与，这种媒介的具体形态包括各类文本、纪念仪式、纪念活动、纪念空间、现代视听媒体等。

社会记忆是立体的，并非只存在于人类大脑中，也存在于表演、仪式等日常行动中。”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接受采访时表示，社会记忆有的以无意识方式保存下来，有的则是作为一种仪式、文化或行为方式固定下来。关于过去的记忆，通常服务于当代社会秩序的合法性。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对于记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者本身对过去所体验事件和意象的回忆，而是社会的需求促成了记忆者对事件和意象的重建。

记忆和忘却是同时进行的。“记忆这一部分，忘记另一部分，这其实就是在建构历史。”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彭兆荣认为，“本真性的历史”和我们所认识的知识性的历史有很大差异，记忆对每一个具体的族群而言，都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此外，记忆是历史的内在化过程，历史是对记忆进行社会规范的过程。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那些能够规范集体记忆进而控制集体记忆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引导历史的走向。

记忆史基于普通人
受历史叙述主体、史料选用、自身史观、所处时代等诸多因素影响，“历史”往往是撰写者认识的“历史事实”。冯天瑜表示，基于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叙之间的差异，人们开始质疑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从而将历史学家从“历史的代言人”还原为“历史的叙述者”。由此，西方史学界出现了新文化史、微观史、记忆史等新的研究取向。

历史学科关注和研究社会记忆，这是一个转变。以前研究历史较看重史书本身。然而，历史现场可能更鲜活，怎么记忆、记住了什么，同样也很重要。随着学界对社会记忆的重视，研究者更加重视口头陈述在社会、历史等研究中的价值。孙德忠说，与之相关的口述史成为当代历史学研究的热点。纳日碧力戈表示，口述表达有表情、语调、场景的“合谋”，包含了大量不可言传的直觉和不可推理的意识。口述史的操演过程本身就是社会记忆过程。

口述史关注普通大众的记忆研究。钟年说，从社会记忆角度关注口述史，最大的变化和进步是注意到了普通的、活生生的人，关注到了“普通人的记忆”。而且随着媒介的发展，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普通人可以主动说，主动地把自己的东西加入到社会记忆、社会历史中来。

关于记忆史的研究及现状，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史学界出现了“记忆的转向”，主要是向社会学、心理学集体记忆研究借鉴了最新成果。他说，在相关理论的指引下，史学界注意到作为史料的记忆既具有层次性，又具有可塑性，同时与权力、性别、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诸多宏大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在西方史学实现“自下向上看”转型的背景下，“记忆”逐渐成为西方史学研究的新宠，并出现了一批记忆史研究的著作。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关于记忆史的研究不断开展，相关研讨会等也陆续举办。

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来看，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应该将口头陈述和文字符号文本结合起来，既要注重文献发掘和考证，又要加强田野调查，这样才能以广阔而细致的视野去发掘隐蔽的历史真实和丰富的文化样态，把握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承的内在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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