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宋之问，我总在想，生在大唐、舞文弄墨，对宋之问来说到底是幸事还是悲哀?
大唐因诗闻名，被后世誉为“诗唐”。诗人是大唐帝国的骄子，做一个诗人，特别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应该是那个年代的最好选择。但对宋之问来说，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的宋之问，并没有显赫的门第家世。最大的遗产可能就是父亲身上世称“三绝”的“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宋之问和弟弟宋之悌、宋之逊自协勤奋好学，各得父之一绝：宋之悌骁勇过人，宋之逊精于草隶，宋之问自己则工专文同。如果沿着这条道一直走下去，也许宋之问就能像李白、杜甫一样成为那个盛世的宠儿、后世景仰的天才。然而不幸的是对仕途的过度渴望、对功名的疯狂追逐、对荣华富贵的一味沉溺，硬是活生生地断送了他这个初唐诗人的前程。
对于七尺男儿，向往仕途、功名和富贵应在情理之中;“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本是文人的千古命运。即是志高才大如太白者，不也有过一段以逞文弄辞来取悦君上的经历吗?然而，像宋之问那样被天子权贵宠幸得忘乎所以、偶尔被武后赏识一下便忘记理想抱负、把能够侍从帝王看作是最大荣耀的人，还真是让人嗤鼻。
因此，当看到宋之问殚精竭虑地察言观色、曲膝于权贵身下，与他们出游宴乐、为他们吟诗作赋、陶醉在世人对他艳丽才华或真或假的赞美中时，我确实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
长得仪表堂堂的宋之问进士及第、春风得意之日，正是武则天皇后把握朝政之时。恰巧就有这么一个天赐良机，那个陪驾的“绣球”正好砸在了宋之问的头上。这样，一首“文理兼美，左右称善”的《龙门应制》诗，很自然地让宋之问大出风头。当时武后携群臣游洛阳龙门，一时兴起的武后命群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武后看后大悦，赏赐锦袍。待宋之问的《龙门应制》诗作成奉上，武后更是喜爱，于是夺东方虬锦袍转赐给他。在外人看来，这是最耀眼的一个闪光点，是鱼跃龙门、飞黄腾达的最好阶梯，但它却是以葬送宋之问早年诗文成就为代价，因为从此以后武后对靡丽颂德诗风的导向决定了宋之问的创作方向。而这更是以宋之问人格的丧失和品德的泯灭作为代价的，因为宋之问在扈从武后朝会游豫、奉承武后近幸的媚臣外戚宴乐优游、自感“志事仅得，形骸两忘”这样的追求和生活的同时，就开始陷入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政治漩涡之中，开始了一步步的沉溺和堕落。这对于一介文人来说，正是悲剧的开始。
作为诗人，宋之问年轻时即已知名，“尤善五言诗，其时无能出其右者”。这一点从《宋之问集》和《全唐诗》所收其作品即可看出。宋之问对当时体裁多能把握，运用熟谙，佳作名句也有可观。如短歌《冬霄引?赠司马承桢》诉友情句：“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枯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五言古诗《题张老松树》喻高洁句：“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七言古诗《明河篇》思征夫句：“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来槎一向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城都卖上人。”五言绝句《送杜审言》表离别：“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舍情。”五言长律《灵隐寺》绘胜景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湖。”皆清新坦荡，抒情真挚，畅美如画。
宋之问为文赋诗，讲求比兴，属对精密，点划入微，对诗的声律化有着一定的贡献。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宫廷诗人的局限、代笔捉刀的束囿志向理想的低浅，宋之问的诗文大多属歌颂功德、粉饰太平、浮华空泛之作。
尤其是宋之问为了得到武后的宠幸，虽已30多岁了，却自我感觉良好，竟毛遂自荐要进宫给武后当“面首”，外作诗一首表达其一片忠心，据说就是那首《明河篇》，哪知武后“但恨有口过耳”，即嫌他有口臭。宋之问还不甘心，从此一天刷十遍牙，并高价从药铺里买来鸡麝香含在口中，但还是不被武后看好，始终未能纳他入宫。此德此行，真足丢尽了天下诗人的脸面。
遭到武后拒绝后，宋之问退而求其次，只好去抱武后侍臣张易之的大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宋之问不仅与当时另一个马屁精阎朝隐为张易之捉笔代刀献诗于武后，还厚着老脸为张易之提尿壶。这使得当时的人们一看到他，就再也不愿把他和优雅脱俗，净化心灵的诗文拉扯到一起了。阎朝隐的马屁功十分了得，主要体现在肢体语言上;宋之问的马屁功则着重在书面语言上，他写的大量奉承应制诗，什么“今朝天子愿陪丹风辈，率舞白云衢”“贵，不做叔孙通(叔孙通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略大臣，他为西汉的安民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之类，可以说开创了以诗文溜须拍马的‘代先河。
但这样的诗文写得多了，连宋之问自己也会觉得羞臊、乏味。好在唐中宗年间的政治动荡以及个人流放岭南的经历，使宋之问有所醒悟，总算触及到了他的灵魂深处。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接触社会，历练生活，升华境界。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他在越州(今绍兴)写的《祭禹庙文》，在真诚歌颂了大禹治水、救灾拯民的千古圣德之后写道：“先王为心，享是明德。后之从政，忌斯好佞。酌镜水而励清，援竹箭以自直;谒上帝之体佑，期下人之苏息。”也看到了他在杨炯死后写的《祭杨盈川文》，采用四四制式，字字有声，句句华歆，内容言简辞切，情感悲凉真挚，催人泪下。另有《江亭晚塑》、《晚泊湘江》、《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等等佳作。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处，应见陇头梅。”(《题大度岭北驿》)也只有当他作为谪罪之人，来到大庾岭北驿时;眼望那苍茫山色，长天雁群，想到明日就要过岭，一岭之隔，与中原便咫尺天涯，顿觉迁谪失意之时，才能真正从内心深处飘出缕缕怀上思乡的忧伤。
来到岭南，远离了政治漩涡，宋之问才真正有所感悟。“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但谁也说不清在这首《渡汉江》诗中，宋之问“法”的究竟是什么，是前路的不测，还是父老对他所作所为鄙夷的眼光?
与宋之问同期的“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的诗文虽然没有摆脱齐梁以来追求绮丽的习气，但已初步显示出崭新的气象。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社会，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与四杰相比，宋之问既没有他们那样高远的抱负，又缺乏他们那样磨难的人生，更不具有后来李白在文章之外戏弄权贵如高力士时的猖狂，以及杜甫在文章之内“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情怀，因此，即使他再有才华，也只是个遣词弄句的小文人而已。
叁人格上的缺陷使宋之问一生都把声名和虚荣看得特别重，容不得别人超越自己，尤其是在诗文方面。然而，不惜代价去追逐声名和虚荣的结果却使自己斯文扫地、身败名裂，这可能是宋之问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谈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起宋之问的外甥刘希夷。
宋之问的这个外甥，和他年龄差不多大，二人在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双双高中进士，但走的却是两条迥异之路。刘希夷少有才华，善弹琵琶，落拓不羁。其诗以长篇歌行见长，文采恣肆，词旨悲苫，多依古调，与时不合，故怀才不遇，生前不为时人所重。但就是这个“不为时人所重”的老外甥，却写了一首漂亮的长诗——《代悲白头翁》，让宋之问为之眼热。尤其是里面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联，更是让宋之问爱不释手。
按说读到了自己喜爱的诗篇也是一种享受，如果认为自己有差距的话，认真学习努力提高便是。可宋之问却不是这样，当他知道这首诗还没有公开、还没有流传出去的时候，就心生歹念，想窃为己有。于是，他厚着脸皮向自己的外甥讨要这一联用人他自己的诗中，并承诺给刘种种好处。刘希夷当时答应了，但后来觉得还是不妥，因而又反悔，一不留意泄漏了这个秘密，引起当时“文坛”的哂笑。宋之问大怒，认为自己丢了脸面，于是顿生杀机，“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
“土囊压杀”是当时一种流行的杀人法，说起来比较恐怖，就是用装满黄沙的麻袋压住被害人的胸口，使其窒息身亡。《水浒》中，武松在牢中听犯人说，把人捆了，将布袋盛了黄沙压在身上，不多半夜，便会被活活压死，就是这种刑法。就这样，年仅30岁的刘希夷就因为自己的这两句诗冤死于亲舅手中。今天看起来，仍令人毛骨悚然。
后人谈起这桩命案时尚有争议，说这是唐人小说中所记的一段文艺轶事，未必可信，所以在清人编纂的《全唐诗》卷八十二中收录的《代悲白头翁》(一作《白头吟》)中，署名作者是刘希夷;而《全唐诗》卷五十一中亦收录了该诗，题目成了《有所思》，诗中唯“洛阳女儿”变为“幽闺女儿”，余皆同，署名作者却变成了宋之问。但我觉得，就宋之问的性格特征来看，他完全有可能做，出这样卑劣的事。风起于青萍之末，为了自己的升迁，宋之问可以丧失人格，甘愿做溜须拍马的小人，甚至不惜为了自己的升迁向国人皆日可杀的武三思告密，那么，为了一句好诗，为了能够文坛留名，杀人灭亲以窃取著作权，对宋之问来说还不是雕虫小技吗?
也许在那一夜，宋之问会睡得很不安稳，眼睛一闭，外甥的惨状便不时地在他的脑海里映现。洛水吹来的清风拍打着窗棂，发出的细微声响也会使他心惊肉跳、彻夜难眠。但我相信过不了几天，他就会泰然处之，然后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去迎合世俗。
小人一般来说都是十分精明的，但大多缺少远见，“因为他们在制造一个个具体恶果时，并没有想到最终组接起来将会酿成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余秋雨语)，这就是小人的悲剧，宋之问当然也不例外。让“天下丑其行”，为士林所不齿的宋之问自然也不得善终。因此，当唐睿宗继位后，一语“狯险盈恶，无悛悟之心”，便为宋之问定了性，随即流放钦州。连唐玄宗也很讨厌他，先天元年(712年)唐玄宗刚当上皇帝，便下诏赐他在流放地自裁。当赐死的诏书送达时，宋之问双腿打颤，汗流浃背。看到这里，我不禁再次想起“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想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同样是诗人，同样是生活在大唐，做人的差距咋就那么人呢?
于是，千百年来，这个长长的问号，就留进了唐诗，留在了隔代人的叹息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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