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贵族”，应该是有担待的人，是承担责任的人，是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人。社会的每个阶层，都会出现这样的人，但对于资源更丰富的父母来说，他们应该更有能力为孩子做出选择。可是，为孩子做出怎样的选择，对许多父母来说，都是新课题。
我小时侯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母亲刚刚拒绝了弟弟想买双新鞋的请求，转眼却花了近百元给他买了最好牌子的乒乓球拍。那年代，一百元能买几十双鞋呀。可是，我母亲的决定让我们意识到，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应该用到最重要的地方；对我们来说，锻炼身体是最重要的。
条件好的幼儿园，应该和条件好的家庭一样，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机会，但最关键的，是提供什么样的机会。我认为，我们资源的使用，应该能够带给孩子更科学的学习，更广泛的实践，更充分的表达，更博爱的体验；应该能够陶冶教师的人文情怀，使教师能够更快乐、更平和地生活，并把这种对生活的认识带给孩子。
在这一点上，我的想法很明确也很坚定：生活的早期，应该更多地接触美好的事物、睿智的思想、清新的体验、豁达的人。这为孩子终身的乐观和豁达奠定了基础。从小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更容易愤世嫉俗。如孙瑞雪老师所说，让小苗在长成小树之后再去经受风雨，它就更能抵挡。
但是，美与锻炼并不矛盾，美与宽容并不矛盾，美与认识多元化的社会也并不矛盾。
我反对把孩子突然扔进游泳池的做法，这不意味着我主张孩子在水里应该永远套着救生圈。孩子的适应过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但循序渐进的适应结果应该是更稳定的安全感和更高的适应性，而不是对成年人的长久依赖。自由（但不是放任）的环境中，应该成长出理解和体贴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令我们欣慰的是，目前离开小橡树去上全托的几个孩子，都表现出很好的适应性。
作为蒙氏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孩子要学习、分担不少照顾环境和照顾自己和他人的劳动。比如，分饭，端饭，扫地，拖地。教室里的桌椅、地垫从来都是孩子自己刷洗的。体育是磨练性格的一个重要手段，随年龄增长，逐渐提高对孩子的要求，即使是大风或微雨天气，孩子还是要和老师出去跑步。上旱冰课时，鞋很重，但即使是两岁的孩子，也必须自己背鞋，不然没有资格上课。
我非常赞同一些妈妈的观点，孩子应该有机会接触社会的各个层面。美国好的私立学校，往往通过给奖学金的方式吸引经济收入较低阶层的子弟，以保证校园的多元化，使学生学习与各阶层相处。囿于我国税收制度的不同，我们难以在幼儿园做这样的事情。但我们尽力帮助孩子接触社会。比如，对所有孩子的保姆，老师都非常尊敬，并且要求小朋友予以同样的尊重，要有尊称，要让座。对清洁工等为我们服务的人，我们要求孩子礼貌问候，并不断开展慰问活动，给她们帮忙。我们带孩子去公立园与那里的孩子共度一日生活，不少孩子第一次接触没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我们也去残疾儿童福利院，养老院。蒙氏戏剧课上，我们去邮局，坐公共汽车，去农贸市场，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让孩子知道社会有差别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成年人如何从旁解释这些差别。而这方面，教师的素养是至关重要的。有钱人家的孩子可能比较家里的车，父母的职位高低，而普通家庭的孩子也可能比较家里的电器，以及零食的丰富与否。这时候，教师是表现出艳羡、鄙夷，还是坦然地、正确地引导孩子，这是至关重要的。作为教师，我们往往花大量时间讨论如何回答孩子的这些问题。我们也每月花钱带教师去见识各种场合，这是一种气度的培训。我们希望教师知道，金钱可以做什么，金钱不能做什么，这些，都会传达给孩子。
有趣的是，三年前，当我们筹划创办一所自己的幼儿园时，我最先考察的是与一所北京郊区乡镇园合作。我当时的理想是让孩子和农民的孩子一起成长，继承该园崇尚自然、废物利用等传统，但带入新的教育理念。当然，这个理想没有实现，不仅因为懂经济的人告诉我赞同我这一想法的家长会少的让幼儿园难以为继，也在于当地镇长和我语重心长的一番话。他说：“王老师，我们农村的孩子就是要考学才能有出路。你快乐教学，虽然也可能象你说的那样能让孩子考上学，可是俺们冒不起这个险。”讨论结果是我们只能在这个园里做一块“飞地”，一园两制，让孩子天天看到两种孩子的差异。而这是我不情愿的。这也使我认识到，新的东西，往往要从有承受力、有冒险能力的阶层开始。
美国的贵族学校，反而是对家长要求颇多，对孩子也更严苛的，因为他们的私立教育为家长所认可。中国目前还很难做到，不过我相信仍然可以开始。
（转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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