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儿女最早的老师。不管贫穷或富有，不管成功或失败，父母在子女心中都是奋斗和生命的刻度。

　　1941年，蔡笑晚出生在浙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曾就读于中央法医研究所，在旧军队中任过军医。受父亲历史问题的影响，蔡笑晚初中毕业后就没有机会升学读书了。伯父告诉他，要想继续读书，得有出色的进步表现才行。蔡笑晚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加入了共青团，终于走出了父亲所谓“历史问题”的阴影，考上了杭州大学物理系。可不久，父亲病逝，家中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蔡笑晚还有几个弟妹，作为老大，他不得不分担家庭的重担，从杭州大学退学回到乡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重拾了父亲医生的职业。

　　作为一个乡村医生，他刻苦学习，想成为华陀、扁鹊一样的名医。但同时，他还在潜心研究自己喜爱的物理，他曾写信向钱学森教授请教，钱老还给他回了信。但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并入到乡村的联合诊所，现实使他又一次陷入绝望。

　　生不逢时，岁月蹉跎，自己再奋斗恐怕已难有成就。就在这时，妻子小湘怀孕了。于是，蔡笑晚将人生的全部理想和希望寄托在还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发誓把孩子培养成杰出人才。对他来说，生儿育女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人生理想的追求。

　　成为父亲使他重新有了人生目标，他改名为“蔡笑晚”——不能在青春时期开怀畅笑，那就让儿女个个有出息，让自己笑得最晚，笑得最好！

　　当时，“文化大革命”冲击着一切，混乱与动荡还看不到尽头，但蔡笑晚眼光深远：国家与民族的兴旺与发展，最终还是需要知识。只要倾心教育孩子、培养孩子，下一代就具有了发展的优势。这“育儿战略”竟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岁月里悄悄开始实施的。

　　当其他的父母把孩子0～3岁这一幼儿期看成是无知的蒙昧阶段，让孩子最宝贵的智力开发期白白流逝时，蔡笑晚却认为孺子可教，应及时地开始早期教育。

　　蔡笑晚认为，古今中外有不少神童，王勃6岁善词章，白居易15岁名扬天下，说明早期教育对于成才极有帮助。只要早期教育得法，就能使孩子的智力提升，大脑功能更好地得到开发利用。天才从神童开始，神童由早期教育培养而成。因此，早期教育是一切教育中最重要的教育，可谓四两拨千斤，牵一发而影响一生。蔡笑晚从教育第一个孩子开始，就坚信并奉行这个理念。

　　很多年后，蔡笑晚读到《卡尔·威特的教育》上的一段话，发现竟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孩子成为天才还是庸才，不是取决于天赋的多少，而是取决于从出生到五六岁这段时间的教育。诚然，孩子的天赋存在着差异，但这些差异是有限的。所以，不用说生下来就具备很高天赋的孩子，就是那些天赋一般的孩子，只要给予合理的教育，也都能成为优秀的人。”

　　蔡笑晚十分关注孩子的早教。他对孩子先进行口语教育，再开始识字教育。老大3岁左右开始背《千字文》，后来又学《千家诗》《十二诗经》和一些易背的民谣。在给老二进行语言训练时，又对《三字经》进行了修订删节，仅留下劝学部分。对《三字经》中一个个劝学典故，又用故事讲给孩子听。

　　因为孩子爱听故事，他就用故事去“奖励”三四岁孩子的学习。他最常讲的是《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天方夜谭》《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并把故事分成一段一段慢慢地讲，就像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一样，激发孩子的兴趣，增强他们的求知欲望。每次给孩子讲故事时，他都要求孩子总结出一个主题，并再把故事讲给父亲听。这样做一举三得：不仅培养了孩子思考的习惯，故事的主题、主人公的处世原则和应付困境的策略，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人格的塑造，而复述故事则很好地培养了孩子的表达能力。

　　蔡笑晚认为，培养孩子的数学能力是开启孩子智力最好的手段之一。识字教育是从孩子3岁开始，而数学教育则在出生几个月就开始了。大儿子天文两三个月时，蔡笑晚常常在他手心边拍边数：1、2、3、4……天文就笑了。这样的次数多了，孩子就对数字有了兴趣。天文1岁多一点就认识阿拉伯数字1～10。后来，蔡笑晚把1～100写在纸片上教小女儿天西认，天西3岁前就都能写出来了。

　　当时，蔡笑晚家里做饭用的是煤球炉，孩子一边扇扇子，一边数数。天文两岁就能从1数到1000，又从1000倒退数到1。3岁以后，就用指头、豌豆和算盘做计数工具进行运算。4岁以后就能进行简单的乘除运算。数学运算的训练，加上语言方面的培养，使孩子很快变得“聪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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