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是属于母亲的，很多母亲在一束束康乃馨中感受着幸福，但却不是所有母亲都这么幸运。

　　36岁的刘芳不但没有收到女儿的祝福，还在母亲节之后的星期一知道了一个意外的消息：老师要求学生5月8日在学校为妈妈做一个小礼物，晚上回家的时候送给妈妈。刘芳是在第二天早上送女儿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班里几乎每个同学都给妈妈做了卡片，唯独她的女儿什么也没准备，还说：“我烦你，为什么要给你送礼物？”

　　像刘芳一样，有不少妈妈在付出了很多之后并没有得到孩子应有的回报，甚至连最起码的理解都没有。儿童教育专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云晓老师说，以前的社会是“严父慈母型”社会，现在的社会已经变成“严母慈父型”，“母亲正在成为社会和家庭所有矛盾的焦点”。不少母亲正在把自己的压力转移到孩子的身上，不少家庭中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出现了不和谐。

　　母子关系为何会降到“冰点”？应该说刘芳不能算一个成功的人，她只有初中学历，现在一家私人企业里做勤杂人员。“孩子一出生，我就希望她能超过我，”刘芳说，“我要让她受到最好的教育。”刘芳所认为的最好的教育就是：别人学什么，我的女儿也要学什么。从女儿三岁起，她就给女儿报了舞蹈班，后来又报了英语班和电子琴班。由于家里不富裕，刘芳经常带着女儿挤公共汽车，风里来，雨里去，从不间断。最初女儿还因为觉得新鲜，毫无怨言地跟着妈妈跑来跑去，但是时间长了，新鲜感没了，女儿开始厌烦了。

　　特别是女儿上学以后，学校课程的负担越来越重，刘芳给女儿加的课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她要求女儿在学校的功课都要拔尖儿，还要求她每天练功、练琴，并给女儿买了很多同步练习册……“我现在想找一个好工作非常难，都是因为我在小时候没有好好学习。你不能像我一样没出息，你一定要考上好大学。”刘芳的语气非常坚定。

　　女儿却不知道妈妈的苦心：“我的时间全被你占满了，我干什么都要得到你的同意。你没上过大学就非让我上大学，你做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一定非要我来完成？”不少妈妈像刘芳一样把自己没有实现或没有机会实现的梦想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贺辉现在一家私人企业工作，他从妈妈那里继承了一副播音员的嗓音。“文化大革命”使贺辉的妈妈当播音员的理想成为梦想，贺辉一出生就承担了妈妈的希望。“我经常要跟着妈妈一起听广播、练朗诵，为了练‘嘴皮子’，我几乎每天都要说绕口令。”但是贺辉一直就是一个害羞的孩子，就害怕当着陌生人说话。可是妈妈偏要训练他，经常让贺辉当着很多朋友的面表演，“每次这种‘演出’之后，我都要大哭一场。”

　　贺辉和妈妈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终于，高考时贺辉没有按照妈妈的意愿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母子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妈妈的梦想是我学生时代最大的阴影”，贺辉说。

　　虽然，上了班以后的贺辉已经很能理解妈妈当时的心情了，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学生时代有太多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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