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近200家私塾活跃在深圳每人收费4万元/年以上这条没有文凭的“偏颇教育”之路能走通吗？　　在一间农舍里，每天早上6时半起床诵读《论语》、《道德经》，下午练毛笔字、武术，晚上练习下棋，直到晚上9时半关灯睡觉——这是13岁的江西女孩彤彤眼下的生活，这个暑假，这个娇娇女被父母送到深圳，参加了私塾夏令营。　　仅两个星期，这个原本白嫩的女孩就被晒得黝黑。据估计，当前活跃在深圳的私塾共有近200家，吸引了数千名孩子，他们比彤彤更进一步：常年待在私塾读书。　　对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们而言，这就像一场赌博。　　梧桐书院坐落在深圳梧桐山风景区，风景秀丽，密林掩映，山脚下的6个村散落着20多家私塾。梧桐书院则是深圳开办最早的私塾。　　莎士比亚诗歌也得学　　梧桐书院起初只开业余班，假期招募学生去读“四书五经”，2008年起改为全日制，目前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40多名，最小的3岁，最大的20多岁，吃住都在私塾里。　　书院正堂悬挂着“先师孔子”的牌匾，屋内摆着文房四宝和《论语》、《庄子》等国学经典。孩子们的教室和宿舍分布在两栋楼。　　书院的孩子并不只背四书五经，教学内容还包括《莎翁十四行诗》、《仲夏夜之梦》、《苏格拉底的自辩》等外文经典。《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也在授课表上，此外学生每周还上中国武术和印度瑜伽等“体育课”。　　书院创办人蔡孟曹说：“很多人说私塾是在复古，让人钻到旧纸堆里——这种观念是我一直想打破的。私塾不是跟现代文明过不去，实际上比体制内的教育更开放。我们主张‘读尽世界经典名著’，包括外国经典原著，涉及文学、科学、历史等各方面，一点都不复古，很现代。”　　记者探访了这家私塾，只见课桌是仿古的，十多名学生正在跟着老师背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老师亲自领读，学生们跟着朗读。　　朝七晚九，每月放2天假　　中午12时，背了一上午经书的孩子们像欢快的小鸟，从教室冲向食堂。　　吃饭前，一般得先由老师动筷，以示对老师的尊重。吃饭时，孩子们都比较安静。午饭一般两荤一素一汤，半小时后，孩子们把盘中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几乎没有剩饭剩菜。　　蔡孟曹说，私塾吃的米、蔬菜、猪肉都是“特供”，专门请人养殖、种植。“私塾不仅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还要让他们有一个好身体。”他这样认为。　　这家私塾采用小班教学，约10个人一班。课程十分紧凑。根据年龄不同，学生被分为诚明班(小于7岁)、至善班(7~13岁)和行健班，基本上都是全托。就连小班学生也得每天早上7时就起床，然后自己叠被子、洗漱，早餐限时半个小时，吃完后开始读经。　　中午12时吃午饭，午休一个多小时，然后继续读经。下午4时安排户外体育活动，如遇雨天，则观赏经典视频，内容涉及名画、建筑、风景等。　　晚上7时50分，安排复习经典或看画册，读字帖。晚上9时，准时熄灯睡觉，结束持续了14个小时的忙碌一天。　　私塾没有寒暑假，小班的学生每周末由家长接回家；中班、大班的学生一个月休息两天——固定在每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孩子们的衣服基本上要靠自己动手洗。私塾的学生年龄普遍偏小，大约5~10岁，自理能力较弱，老师还要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们。　　不准带课外书，不设考试　　经过系统背诵，3~4年内，学生能完成20多万字中文经典、10万字英文经典和5万字德文经典的背诵。　　记者走访多座私塾发现，读经仍是私塾最重要的教学内容之一，《论语》、《道德经》、《唐诗三百首》、《弟子规》等，是所有私塾的必备教材；多数私塾还开设有古琴、古筝、美术、跆拳道等课程，不过这些课程需要家长单独付学费。　　私塾倡导学生学习先贤品质做“君子”，所以对学生日常行为的要求特别高。深圳圣贤国学堂要求私塾的学生们遵守以下“学习公约”：　　1.不准带手机、零钱、零食以及各种影视音频工具；2.有吸烟、喝酒、网瘾等习气者不予接收，“家长请自查”；3.全托的孩子在学习期间每个星期可以通一次电话；4.不准带课外书。　　如果学生们违反了这些规定，老师或许会用戒尺打手心进行惩戒。　　与常规学校的孩子相比，私塾最大的不同是不设考试。教书先生会对孩子背诵经典的成效进行检查，即使学生背不出来，也不会处罚，而是督促他们继续熟读，然后再检查。　　私塾师资五花八门　　有不少私塾的创办者都曾是公办学校的老师。蔡孟曹原本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起初有几个朋友把孩子交给他带，反响不错，口口相传，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他6岁的女儿也在自己的私塾中读经。　　39岁的钟旭东原本做保险代理，从小就对四书五经很感兴趣，23岁前便已读完了四书五经。他开办的大同书院原本也在梧桐山，后因学生越来越多，就在深圳龙华的一个小区办起了分院。　　私塾“教书先生”们的来源五花八门，有的甚至是没上过大学的90后。钟旭东说，私塾选老师不看出身，而且私塾工资低，又得不到官方的认可，留住好老师很难。　　私塾的开办者和学生家长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很多家长都是开办者的朋友，私塾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经人介绍找上门来的。家长和私塾之间的关系，也主要靠这份信任来维持。　　上私塾的费用可不低，每年大约需要3万~4万元；如果开办在环境优美的别墅区，每年的费用甚至要六七万元。几乎所有的私塾开办者都坦承，来上私塾的孩子家境都不错，很少有出自工薪家庭的。　　家长是私塾“逆袭”的推手　　为何另辟蹊径办私塾？“我只是想探索一条不同于体制内教育的道路。”蔡孟曹说。　　据他介绍，很多送孩子来上私塾的家长，毕业于名牌大学，他们反思认为自己的孩子若是按部就班地接受教育，以后可能没多大出息。“家长是私塾兴盛的最大推手。”　　钟旭东也认为，私塾变多，是因为想上私塾的孩子变多了，有市场需求才有供给。他说，到私塾求学的学生，一类是家长想让孩子在上小学前打牢传统文化根底；一类是家长对体制内的教育失望，遂选择私塾路线；一类是孩子让家长和老师“已经没办法了”，“再不送过来就要进监狱了”。　　有的私塾拒收“坏孩子”，但也有的私塾似乎对管束“坏孩子”很有办法。郑州的王玲去年将13岁的儿子小斌送到深圳的一家私塾，她说，儿子刚上初一就严重厌学，经常逃课去上网，还和一帮“小混混”混在一起；在家很没礼貌，甚至连“妈妈”都不叫，这让她深感担忧。“如果再不矫正，这个孩子就毁了。”　　在把孩子送到私塾两年后，儿子的性格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私塾，小斌每天早上6时30分起床读经，下午练习书法、武术，晚上继续读经，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可上，生活过得很有规律。　　在新环境的熏陶下，如今小斌像换了个人似的。王女士半年后到私塾看望儿子，儿子叫了她一声“妈妈”，她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争议：如何看待“偏颇教育”？　　尽管私塾得到了一些家长的认可，但不可回避的是，私塾似乎站在了现行教育体制的对立面，地位尴尬。　　多数私塾都处于“地下”状态，十分低调，生怕“树大招风”。此前，深圳曾有私塾因为被教育部门认定为“违规办学”而遭取缔，一些私塾只好东躲西藏，几易其址。“官方没有明确其地位，这制约了私塾的发展，否则其规模远不止现在这般大。”钟旭东说。　　除了法律地位的尴尬，私塾还承受着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读四书五经能培养出适应现代社会的人才吗？蔡孟曹解释说，私塾教的并非全是四书五经，也不只是教文化课，只是更好地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罢了。　　那么，私塾的学生既得不到官方的认可，也得不到公认的文凭，今后怎么找工作？“这是没志气的想法，有本事的人根本不需要文凭。”蔡孟曹信心十足。　　而在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洁看来，“熟读四书五经的孩子，至少口才好、文采好，肚子里有货，达到这几点，不愁找不到工作。”　　“如果我们的国学教育搞得好，私塾就没有市场。”吴洁认为，私塾提供的教育是现行体制内教育提供不了的，官方应该多一些宽容，把它视为体制内教育的有效补充。　　但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葛新斌认为，家长不能因为“不满”现行教育，就推行“偏颇教育”：“光学四书五经，怎能把孩子培养成为合格的、适应社会要求的现代公民？这是对孩子未来发展的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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