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这批知识分子,他们心中有家,放得下理想的事业和优厚的生活;他们心中有国,在山区的教育事业中为祖国腾飞培育人才。中国今天的繁荣和强大,中国未来的进步和复兴,靠那些大城市的骨干知识分子,也靠这些回到山区的知识分子。
我们现在面临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实际上就是为人父母、为人子女如何对待孩子教育、老人赡养的问题,就是自己有了一定的能力、成就后如何让孩子有家有爱有教养、如何让老人有照料有陪伴有快乐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家经营得像家并为国做出自己的努力的问题。
这些回到山区的骨干知识分子,他们首先完整了、幸福了一个个家庭。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心里踏实、生活满足。父母培育他们,他们孝顺父母。这些回到山区的骨干知识分子,他们让山区的孩子不囿于山区,让未来的祖国因为人才辈出而强大。
中国已经走过了改革开放初期需要大量资金的时期,中国也已经走过了一切以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的时期。现在我们需要从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学习那种重视家庭幸福的观念和行动,不把自己的事业作为唯一的目标;学习他们那种在落后山区为祖国腾飞尽力的勇担国家责任的意识和奉献。简言之,就是要有他们一样的家国情怀。
这情怀,他们身上有,他们之前的知识分子亦有。
季羡林、钱钟书、钱学森,他们都有这样的家国情怀,而且不惧困难和阻挠,坚定地回到落后的中国,坚定地回到没有为他们搭好研究平台的中国,因为他们把国家的需要作为唯一的也是充分的理由。
对家有深情,对国有大义;对家无责任,对国无忠诚。岳飞、戚继光,都是爱父母、忠国家的典范;秦桧、魏忠贤他们都是家难齐、国难忠的罪人。这些回到山区的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古代文人怀才不遇的牢骚。没有理想的事业,他们就如孔子一样,诲人不倦,以教践志,甘为人梯。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不少人到了大城市不愿回到山区,不少人出国留学不愿回到中国,甚至有人以离开中国为目标。虽说这是他们个人的权利和选择,但国家和社会若没有一个个完满幸福的家庭,没有一批批愿意为国家贡献的知识分子,就难以谈得上强大和有未来,就难以谈得上文明和有生命力。
我们曾经崇拜西方的个人主义,我们曾经鄙弃我们的家国情怀。西方现代、后现代的种种问题让西方哲人把目光投向中国,我们自己何不“及迷途之未远”而珍视我们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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